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三个论断：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在将“民族”置于中国历史脉络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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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论战，贯穿新文化运动始终，是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科学在西方世界日渐昌明，创造了丰富无比的物质财富，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以为科学无所不能。科学取代了其他的一切思想、学说，尤其是哲学和宗教。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这一“科学万能之梦”。
梁启超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功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
美游和欧游，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游历。记载前者而有《新大陆游记》，记载后者而有《欧游心影录》。欧游之前，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批评本有取舍，甚至怀疑；欧游归来，他彻底放弃“科学万能”之迷梦，主张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
访欧归来，他强化了重振中国文化的信心，要求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责任。他希望青年一代，“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好处。”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1910年和1915年间，梁启超曾写过两篇关于“常识”的文章。在《说常识》一文中，梁启超界定了各门学科中哪些是中学常识，哪些是西学常识，他认为现代人应具备中学和西学两方面的现代常识。现代常识与传统常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包含了科学解释在内的常识，而科学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
面对东渐的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汇择其长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新民说》）。他说，“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他认为，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会通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
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之学术就如矿产，宝藏极富，应用新方法来开掘，新的方法是西方来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旧有文化，而是选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补充我们的文化，造成一种新文化。学术是多样性的，不能以一个人的论断为准则，应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
就治学方面而言，胡适与梁启超两人都极端重视中国的两头，一个是先秦，一个是清代。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蔡元培作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关于孔子及儒家、老子、墨子等一系列著作。
胡适把国学当做研究材料，就像法官断案一样，审判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胡适认为以往的学者多半都没有条理系统，没有进步、演化的观念，没有科学方法，而有太多的迷信和先入的成见，所以不能认识国学的真面目和真价值，往往有过多的玄虚和神化。所以，他整理国故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梁启超跟胡适不一样，一方面是把国学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另一方面是从国学里领悟天地人生的道理，从而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梁启超说要领悟先贤做人的功夫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这只有用内省的功夫、用躬行实践的功夫来领悟它、认识它。
梁启超的国学根底终究要比他的西学根底深厚得多，西学对于他不过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胡适恰恰相反，他所受的系统的西学教育训练，使他牢固形成了一套西方式的观念论与方法论，国学对于他只是供其整理研究的材料而已。
梁启超以中国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中国人的标准去选择西方文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胡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一套东西，应当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胡适认为西方文化比自家向前多走了一步或先走了一步，他们已经进到现代，所以我们应当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既然要学人家，自然要以人家先进的东西为目标、为标准，要仿效，仿效多了，熟练了，再求创造。
梁启超虽然也不否认西方的先进，但认为中国自己有非常丰富和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学说比西方人高明。我们学西方只能根据我们的需要选取我们所缺的东西，而人生观方面西方人要向我们学习。
梁启超说，“孔子的‘仁学’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方法可以研究出来的，要用内省的功夫实行体验，体验后躬行实践，养成美妙的人生观。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
梁启超主张从中国人的立场来选择西方优秀的东西，于我们有益的东西，能够为我们所接受的东西。胡适主张按西方标准看中国传统，哪些东西合用就用，不合用就都丢掉。胡适在美国生活26年之久，而且善于交往，深入到美国文化底层。梁启超认为：古今新旧，不足以为定善恶是非的标准。我们不能说“新”的完全是好的，“旧”的完全是坏的。亦不能说“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
国学与中国文化
1920年欧游回国之后，梁启超脱离政治活动，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学术研究，发表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他在紧张的著述之外，到全国各大城市及高校演讲、讲学。为了更好的传扬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于1923年创办文化学院，自任院长。1922年，梁启超开始在清华学校讲课，1925年9月，受聘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工作。
梁启超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应从五个方面整理并发扬光大：一是陶养人格至善的儒家人生哲学；二是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地位的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三是最圆满的宗教——佛教；四是在人类文化中有极高价值的中国文学、美术；五是在人类文化中有极大意义，世界罕见其匹的历史学。
梁启超认为国学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是梁启超1923年1月9日在东南大学国学社所作的演讲。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求真”、“求博”、“求通”三个标准。“求真”，是指去伪存真；“求博”，是指旁征博引；“求通”，则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他在阐述“求博”时指出，“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就要将“同类或有关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而不能只靠“单文孤证”便下结论。“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作者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
梁启超说，除做好文献方面的工作之外，还要运用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内省、躬行的方法去“实行体验”，通过“躬行实践”，“养成‘仁’人生观”。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人生观，才算汲取到国学的精髓，不愧为先圣的后代。梁启超认为，学是为了行，“为学”与“做人”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个体的人格与社会的人格也是不能割裂的。
美育思想
在梁启超看来，“欲新一国之民”，就要去“新人心”。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去“新人心”，塑铸“新人格”，从而，才能去变革社会。梁启超的美学，前后期也有所变化，所突出的重点不同。当他热心政治维新、投身于社会变革之时，在美学上就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教化作用，竭力倡导政治小说。而致力于学术研究时，他的美学就更多深入阐发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
审美之所以必要，在于审美所引发出来的趣味或情感，乃是“生活的原动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源泉”（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理解的功能，“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但感情却能激发人“到底去做不做”，属于人的动力机制。
生活中的情趣要表达出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学艺术。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仅在于文学要运用新语句，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新境界。梁启超谈论审美，始终紧紧扣着趣味、情感来深入展开。情趣说，可以说是梁启超境界说的核心。审美之乐，正在于精神境界的提升，在审美的愉悦中得到的精神享受的同时，拓展和提升了精神境界。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核心理论范畴。梁启超的“趣味”具有鲜明的人生实践向度与精神理想向度。趣味人格的建构既要在生活实践中涵养，也要突出重视审美实践与艺术教育。审美的趣味生命境界，即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铸所实现的自由生命意趣及其主客会通和谐的富有情致的具体生命状态。
坚持美与人生的联系，强调美的启蒙价值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梁启超认为美是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倡导乐生爱美的人生旨趣与生活品格，审美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凸显了其美学思考的人生指向与实践品格。梁启超把趣味视为人生的本质，认为趣味是生命的动力与价值所在。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趣味的追求与实现。
在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中，完善健全的现代人格塑造始终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针对现代教育重视智育的现象，梁启超明确提出，只有在做成一个完整的人的前提下，知识才具有它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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